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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我却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-【zixu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9:40:46 阅读: 来源:不锈钢管厂家

我们这些知道李政道、钱学森、钱三强、王淦昌……的人,原本都应该知道他——他是他们的老师。

李政道大二时,是他破格选送去美国。当时李政道19岁,穿着短裤去办护照,办公人员都不相信:“怎么会是个儿童?”李政道后来说:“他决定了我的命运。”华罗庚是初中生,是他让在清华算学系任职,又送去英国深造。华罗庚说:“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。”

那是战乱烽火年代,但后来我们中国大地上重要科学发展所依仗的人,是他在满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。

他生在上海,父亲是旧式文人,从小读经史子集。他幼年即以君子“慎独”之道要求自己,修身自省,对跟朋友之间“因小故而致割席”之事也写在笔下:“一时之忿,至今思之,犹有隐痛。”

他性温口讷,一生都保持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。

1915年,他在清华上学时,成立了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团体——科学会。每两周一次科学报告会,轮流作,“范围极广,如天演演说、苹果选种、无线电报之设备、测绘法、力、废物利用,等等”。当时,他不过17岁,拟订的会员守则是:不谈宗教,不谈政治,宗旨忌远,议论忌高,切实求学,切实做事。

那种青翠的朝气里,满满的是中国大学刚刚起步的生机。

1918年,他留学美国,后来在哈佛读博士,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布里奇曼。他的第一个研究课题,是用x射线短波极限法精确测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。实验结果在美国《科学院院报》和《光学学会学报》上发表,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。这一年他23岁。

他27岁回清华执教。当时国内科学研究之窘境,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。他的学生回忆:“第一届物理有四个人,第二届只有两个人,第三届只有一个人。从一年级到二年级,到三年级,都是他一个人教的,所有的课都是他一个人开,不是他想一个人单枪匹马,是他想请人家来,人家不来,也请不到。”

即使在炮火中的西南联大,他执教之严也是出名的。他给李政道的分数只是83,他允许李政道不听自己的课,“因为你看的参考书比我的更高明”,但是“你的实验做得不认真,要扣去25分”。去世后多年,亲人发现他一直留着当年那三张学生答卷,写在泛黄的昆明土纸上。

他是清华物理系主任,这对他自己来说其实是一种牺牲,相当于要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来做行政的工作。

他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。从1926年到1937年,他先后为物理系和理学院聘来了熊庆来、吴有训、萨本栋、张子高、黄子卿、周培源、赵忠尧、任之恭等一批学者:

吴有训不过是刚到校的普通教师,资历年纪都不如他,他却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。1934年,他引荐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职。1937年,他力主吴有训接替自己的理学院院长一职。

冯秉铨毕业时,他对他们说:“我教书不好,对不住你们。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,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。”

1929年,他又组建了清华理学院,其中包括算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心理、地学六系。

他说凡是出人才的地方,必然是科学文化最盛行、科学土壤最肥沃、科学气氛最浓厚之地。比如欧洲的哥廷根、慕尼黑和美国的芝加哥等。中国科学研究停滞数千年,第一次见到这滚热得烫手的雄心:“除造就科学致用人才外,尚谋树立一研究科学之中心,以求中国之学术独立。”

那点嫩芽,是硬生生从石头底下顶上来的。清华的校史记载:“早年的清华隶属北洋政府,实行的是校长个人专权,校长多为官员政客,既无多少学问,更不懂管理,且校长更替十分频繁,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。”

1927年,清华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。教授会由各科系教授组成,教授会成员投票选举各科系主任。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,评议员由各科系推举的教授担任。第二年,他当选评议员,当时不满30岁。

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间,清华没有官方委任的校长,纯粹由教授会代表全体教授治校。当时教授会的宣言是:“清华并非行政机关,学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,独立进行。”

了解了这段历史,就会知道,钱学森去世前的疑问,不光指向未来,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。

他终身未娶,唯与学生亲厚,当中一人叫熊大缜,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。

1938年,熊突然说要去冀中抗日。他明知这学生在河北没有相熟的人,又没有政治经验,但是国难当头,只能送他去。熊走后,他曾“约有十余天,神思郁郁,心绪茫然,每日只能静坐室中,读些英文小说,自求镇定下来”。

唯一能安慰的一点,是他能够帮着自己的学生在后方搜购一些雷管、炸药等军用物资。

看这书时,我才知道,那些曾经炸碎日军机车车头的tnt地雷,来自这些学生的制造,而不是我们小时看的电影《地雷战》中由农民土法制成。

战争中,熊大缜被怀疑是汉奸,遭秘密逮捕。没有调查核实,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,他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。

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近百人受到株连。此后,因为再没有科技力量自制弹药,战士们只能拿着空枪,把秸秆塞在子弹袋里作战。

1947年6月23日,他在日记里写道:“今日是旧历端午节。每逢端午,吾想到大缜。九年前的端午,他从内地回到天津,那是一个surprise。谁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。近几天在读《白石道人歌曲》,看到他的‘五日凄凉心事’句,更增悲痛。”

这件事并没有结束。1968年,他已经70岁。因为熊大缜,他被认为是“国民党特务”,遭到逮捕,人狱一年半。

看过提审记录的黄延复说,他昕有的话,其实只有一句“我是科学家,我是老实的,我不说假话“:之后,他由红卫兵组织隔离审查。

他出现幻听,认为有电台在监视他,“一举一动都有反映,他喝一口茶,电台就说他喝茶不对,他走出门,电台就叫他马上回去”。

他的侄子看着他,“甚觉悲哀”地说:“你是学物理的,你知道电波透不过墙,根本没有这种事,是幻觉。”

他说:“有,是你耳朵聋.听不见。”

他再次入狱,出来时已身患重病,小便失禁,双腿肿胀难以站立,整个身子弓成九十度。

当时的中关村一带,有不少人都看到过他。他穿着一双帮裂头缺的破棉鞋,有时到一家小摊上,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两个小苹果,边走边嚼。如果遇到学生模样的人,他伸手说“你有钱给我几个”,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。

后来,他渐渐恢复一些神智。钱三强碰到他,“一看到老师呢,他就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,表示关怀,先生一看到他来了,马上就说,你赶快离开我,赶快躲开,以后你见到我,再也不要理我了,躲我远远的”。

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的副部长,负责原子弹工程。他深知老师的用意,“他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,最忌讳同那些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来往的,他生怕我因此遭到一些不幸”。

两年后,北大的张之翔骑着自行车,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。张之翔回忆说:“他已经不认识我了,我说我是张之翔啊,他说哦哦,坐坐。他坐在藤椅上,就给我看,两条腿肿得很厉害,走不了路。他也没有牢骚,很平静的,可是人已经不像个人形了。我也没有多少好说的,我说先生多多保重,我就,我就……离开了,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。”张之翔泪流满面。

侄子说,他从没对任何人讲过自己的悲惨,“好像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,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”。

他只是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,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。只有在生命的尽头,钱临照去看他时,他取出《宋书》,翻到范晔《狱中与甥侄书》中的一段:“吾狂衅覆天,岂复可言,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,然平生行已在怀,犹应可寻,至于能不,意中所解,汝等或不悉知。”

1929年,他在一篇叫《中国科学界之过去、现在和将来》的文章里说:“有人怀疑中国民族不适宜研究科学,我觉得这些论调都没有根据。中国在最近期内方明白研究科学的重要,我们还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试验,还不能说我们缺少研究科学的能力。唯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科学研究,五十年后再下断语。诸君要知道,没有自然科学的民族,决不能在现代立脚得住。”

80年之后,他在空白处栽种的一切,让我这样的后辈得以生活在一个浓荫蔽日的世界上,而我却今天才知道叶企孙先生的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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